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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姑屯”到“九•一八”(一)

时间: 2023-11-13 作者: 定位丝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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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夜,那几名鬼鬼祟祟点的日本关东军官兵在当时肯定没想到,他们摁下了起爆的电闸,南满铁路倒是没怎么着;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

  当时在中国执政的是北洋政府;事实上,由于在一战中站对了阵营,中国还是从一战中部分的获得了些好处,比如趁沙皇俄国的崩溃和列强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收回了俄国在中国的特权。

  沿自清王朝时期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沙俄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也拥有特殊权益;一是租界,二是中东铁路,三是外蒙古。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1920年,三地租界先后被北洋当局接管,俄国人的治外法权也被取消。

  第二是中东铁路;1898年,沙俄向清政府强租了东北旅顺和大连港,同年投资兴建由俄国西伯利亚,经中国黑龙江的满洲里,直通辽宁大连、旅顺的铁路,即所谓中东铁路。

  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沙俄战败,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被迫让给日本,日本将其改称为南满铁路;俄国的中东路改称为中长路;“十月革命”后,东北当局乘中长路混乱之机,收回了铁路守备权和铁路沿线属地的行政管理权。

  而外蒙古地区是依照1727年中俄《布连斯界约》(又称《恰克图界约》)规定,属中国主权范围。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外蒙古曾经一度纠结于“独立”和“自治”;也是在“十月革命”后,趁外蒙古亲华、亲俄两派发生纷争,北洋政府乘机下令废除了《恰克图协定》,派兵进驻库伦,取消了外蒙古的自治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十四国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缓过劲儿的苏共出于国家和政权生存需要,对外开始采取外交和输出“革命”的两手策略(所谓外交手段,苏联希望借助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到世界各国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遏制列强结成反苏同盟。而对外输出“革命”,则是苏共最可靠也最实惠的一种方式,鼓动四周的国家的工人、农民起来推翻现政权,能加速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退一万步说,即便实现不了,也没关系,至少也可以给各国当局制造点儿麻烦,牵制和削弱各国政府进攻苏俄的力量。)。第一个目标,又选中了中国。

  随着苏共在国内站稳脚跟,苏联红军推进远东地区,苏俄政府也就不可避免的一边要争取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使中苏两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一边向中国输出革命;从而确保中国不会在远东加入日本对苏俄武装进攻的行列中。

  苏联的手段很另类。为了拉拢中国,迫使日本从其远东地区撤出其武装干涉的军队,苏联非常有才的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跟北京“接洽一切”。

  另一方面,苏共和共产国际也开始在中国积极物色能够“承担起掀起反帝运动的民族主义力量。”;莫斯科在广泛接触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后,逐渐把这时在中国政治生态中比较活跃,并且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视为主要争取对象。

  中国自兴中会、同盟会起,始终以革命为己任;但其革命路程却是充满挫折,屡战屡败,受尽磨难。孙中山也试图通过种种办法,争取列强们的帮助,结果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援助。

  1923年3月8日,莫斯科正式决定派遣军政顾问帮助孙中山建立自己的军队,并为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8月中旬,孙中山派蒋公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建军的具体事宜。

  翻检史料,莫斯科之行显然没给蒋公留下啥正面印象。蒋在回国后不久就公开表示: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但是蒋的这种态度并没妨碍孙中山授权他成为人创办的第一所军校——黄埔军校的校长。不久后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尽管此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只有3个连;苏联却“慷慨”的运来了足够装备一个师的武器(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此后,到北伐战争前,苏联又运来大批武器弹药(这些武器弹药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枝,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突然发动兵变,推翻了老东家直系政府,并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大计”,孙欣然应允,不意却病逝于京。

  1926年7月9日,秉承孙中山遗志,蒋公指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从珠江打到了长江,前锋直逼淮河流域。

  此时,北伐军的主要对手,是已占据北京;并且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顶峰的张作霖麾下的奉系军队。

  张作霖,胡子(东北话,土匪的意思)出身;早年当兵,还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来队伍被打散,张作霖流落辽西成了土匪;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要下面“化盗为良”,张部被招安,重回体制内。后来,因缘际会,张作霖步步升迁,逐渐从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直至混成封疆大吏,掌握了东北四省的军政大权。

  随着实力日增,张作霖不满足只当个地方军阀;他也兴起了雄霸天下之心;有心归有心,张也很清楚,想要争霸天下,背后不能没有人支持。

  从明治维新后,日本便开始觊觎中国东北;后来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逐渐在东北取得了一些特权(“满洲权益”)。但日本此时心有余力不足,胃口很大,能咽下去的不多;因此已经到手的“满洲权益”得有人帮着维护。

  就这样,张作霖需要一个外力支持;日本人需要找个利益代理人;双方经过互相试探后,开始“合作”。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鬼子还是比较上路;先后半卖半送的给了奉军很多军火;而后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刚刚结束,奉军在关内吃了大亏,狼狈退回;又一次性的送来了大批军火物资;帮助奉军“整军经武”。

  不光给东西,日本为帮助张作霖做大做强;前后推荐了大批军官给奉军做顾问(后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都曾给老张打过工;日本人也不傻,利用打工的机会,收集情报,拉拢和培养亲日军官。);还派专家帮张作霖设计建造了奉天兵工厂;依托这座兵工厂,奉军在武器弹药的补给上做到了自给自足。

  同样是出于输出革命的目的,苏联人加拉罕通过种种关系暗中疏通了奉系郭松龄的妻子,策反了这位在老张手下颇有实力的年轻将领。

  当时奉军主力基本都在关内,留守部队猝不及防;郭鬼子很快就打到了奉天边儿上,张作霖已经准备通电下野了;幸亏吉林和黑龙江的部队在张作相、吴俊升等老兄弟指挥下拼死护主,加上郭军自己内部开始闹不和谐,张作霖最终才得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在此过程中,关东军也派出部队,身着奉军军装,阻击郭军进攻,在关键时候救了老张一命。

  正是有了日本的“大力援助”,奉系很快就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了。张作霖也顺利入主北京,当上了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收获的季节到了,可日本人等来等去,都快等成望夫石了,也没等来张作霖的回报。

  以往日本人通过一次次的谈判,看似得到了不少实惠;实际上,张作霖根本没让他们占到多少便宜。

  比如郭松龄事件,由于奉军主力都在关内,而且郭鬼子统帅的又都是精锐,留守部队节节败退,旁边倒是有兵,但都是关东军;张作霖只好请其帮忙,关东军乘机漫天要价,一边儿答应出兵,一边儿索要特权。形势比人强,张作霖满口答应。

  可是等这件事结束后,张作霖重返北京;日本人兴冲冲的拿着《日张密约》追到北京要张作霖签字时,老张打死不认;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房间隔音不好),来访的鬼子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直接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再耍无赖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

  老张也是刀头舔血起家的,年纪虽大,血性仍在;遂放出狠话,要打就放马过来;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此时,南方开始二次北伐;国民政府以统一全国为号召,兵发北京;奉军连连败退。

  日本人急了,担心奉军挡不住北伐军;让后者顺势冲到关外,“满洲权益”别说继续扩大,现有的能不能保住都得两说。日本人一方面力劝张作霖将奉军主力撤回关外;一方面派兵在山东青岛登陆(第6师团),企图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上。

  第6师团趁北伐军刚刚攻取济南,立足未稳,大举进攻,北伐军不支后退;日军在济南烧杀抢掠,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人这次是存心找碴打架来的;但蒋公鉴于北伐军实力有限,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命令北伐军绕道北上(在这次遭遇战中,蒋公也差点被日机的炸弹给over掉。蒋公为了统一大业忍辱退让,但这件事极大的刺激了蒋,使其更加坚定了统一国家、建设国家再跟日本算账的决心。)。

  北伐军暂时打不过日本人,但打奉军还是绰绰有余;蒋公、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指挥四路大军的穷追猛打;奉军终于彻底扛不住了;张作霖不得不发表通电,准备退回老家。

  但这会儿,被他忽悠了若干次的关东军觉得“满洲权益”没办法得到保障并且深化;主要是因为张作霖挡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亲自下达“消灭张作霖”的命令(“除了杀死巨头,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一干立功心切的佐官们(日军军衔中,没有校级军官一称,取而代之的是佐级军官,大佐、中佐、少佐;相当于上校、中校、少校。)开始磨刀霍霍。

  关东军原先有个计划,是准备派人到北京对张作霖实施刺杀;但河本认为,在北京动手动静儿太大,而且张作霖身边警卫森严,不易成功。

  河本的计划是,在张作霖回奉天的途中,埋设炸药,将其炸死。这个方案虽说事先不会被察觉,但弱点是比较被动,要掌握张作霖行程的准确时间。为此一个名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特意跑到北京,多方打探张作霖动身的时间。

  张作霖深知日本人心怀鬼胎,回奉时间因而一改再改;最终定在1927年6月3日。

  当晚8时,张作霖的专列驶出了北京站,随行人员中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行前老张在专列在安保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专列前后不仅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方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动手脚。

  一路上,十几万奉军守护在京奉线两侧;深夜,专列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生专程在这里迎候;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万无一失,请大帅放心。

  但他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地方;这就是离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处;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下面的京奉铁路奉军可以警戒;但对南满铁路却无能为力。

  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专列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在三洞桥布置了120公斤的炸药。

  6月4日清晨,专列钻进三洞桥;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其他车厢被炸得四分五裂。

  远处,河本紧张的盯着三洞桥,看到爆炸现场如此壮观;他长出了一口气;这种规模的爆炸,别说张作霖只是肉身凡胎,就算是变形金刚,也难逃生天了。

  让他失望了,当时张作霖被炸出去三丈多远,咽喉受重伤;虽说奄奄一息,但还有气儿。

  闻讯赶到现场的奉天省长刘尚清连忙组织救护;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从废墟中刨出来背上一辆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军医官紧急抢救,但伤势太重,已无力回天。

  专列被炸四个小时后,上午9时30分,张作霖撒手人寰;死前对卢夫人说:“叫小六子(小张的乳名)快回奉天。”一代枭雄自此谢幕,时年54岁。

  做掉张作霖后,日本再一次失望了;原先预期的大乱没再次出现;相反,奉军加速回防,主力已严阵以待;社会上风平浪静;关东军想混水摸鱼,扩大“满洲权益”的算盘落空。

  东北能够风平浪静,缘于奉系内部很快推选出了新的领导人——小张(张学良)。

  小张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加速从关内撤出奉军主力,并与北伐军议和息兵;待主力回援到位,奉天大帅府正式对外发布张作霖死讯,为其治丧。

  此时关内的北伐军历时2年,从珠江流域一路高歌猛进,打到了京津地区;之前,新疆等地已向迁往南京的国民政府俯首称臣;中国最后一块儿悬挂北洋政府五色“国旗”的地方就是东北了。

  而东北夹在苏联和日本中间,国民革命军出关作战,很有可能会招致日军出兵干涉,酿成第二个“济南惨案”;因此蒋公决定,以政治方式“易帜”来解决东北问题。

  蒋公有和平解决的意愿,小张也是如此;皇姑屯事件后,老爹被日本人炸死,再让小张搞“日满亲善”肯定不可能;而且他也知道,凭奉军一己之力,很难在三面包围下(苏联、关东军、国民革命军)独存,所以也倾向于归附南京,抗衡日苏。

  奉军内部很多人不同意小张的“易帜”主张;而且,关东军和日本政府也对小张施加压力。

  日本政府和清楚,张家父子尽管不怎么听话,但说到底是地方军阀而已;如果让小张易帜成功,东北归入中华民国范畴,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南京的中央政府,再要想在满蒙攫取特权,难度无疑要大很多。

  因此日本政府三天两头派出特使,阻挠“东北易帜”;而且态度越来越强硬;与之配合的是关东军,接连不断的军事演习。

  一来二去,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易帜谈判拖了好几个月;此时,随着国民政府地位稳固,西方国家眼看中国内战基本尘埃落定,对中国的态度也明朗起来,先是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对南京政府统一东北的举动表示支持。

  日本看英美列强表态,也就不敢太过阻挠“易帜”事宜,日本政府转而表示,只要国民政府承认日本的“满蒙权益”,便默认“东北易帜”(“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

  因此在1928年底,小张代表东北当局,发出“易帜”通电,表示遵守,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小张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消息传来,全国舆论一片欢呼,包括《大公报》在内各大媒体,都认为全国能够得以统一,小张功不可没(“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

  尽管东北易帜使中国进入形式上统一的阶段,但事实上并没能改变东北处于日本严重威胁的形势;小张曾试想借中央政府之力,向日本要求收回南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和对旅顺港的各项权益,未果。

  南边不成,小张决定到北边试试,1929年,借南京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之机,年轻气盛的张少帅便尝试着从“红色帝国”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的特殊权益着手,来实施其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

  年初,小张指示东北当局,首先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电权。苏联虽经驻沈阳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经济赔偿外没做出更激烈的反应。4月,东北当局再就中东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提出交涉,要求苏联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处正处长的职位让给了中国人;苏联人再次妥协。

  出手就是利好消息,看样子苏联要比日本好对付,小张由此产生了不正确的判断。

  5月27日,小张借口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宣传,突然派军警搜查了该领事馆,拘捕了大批人员。

  苏联做出了有限的反应,在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对哈尔滨领事馆被袭一事提出抗议,并宣布“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之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

  远在莫斯科的威胁,少帅不以为然,7月10日,小张再次出手,以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宣称因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关于不得在中国宣传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路管理权;当日及次日,再次派出军警,查封了苏联多家在华公司,进而逮捕了苏方各机构管理人员200余人。

  7月16日,南京政府对苏联的照会给出答复,口气异常强硬:称东北此举是因为近年来多次发现苏联违反协定,煽动中国人民,推销;因此采取的必要措施。

  7月17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撤回驻中国使领馆;随即成立了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统辖苏联远东地区所有武装力量,以加仑为司令,开始对东北当局以武力威胁。并且扣留了上千人在苏华侨。

  蒋公原先判断,西方列强都视如洪水猛兽,此举能够获得“”列强的支持;谁知事发后国际舆论统统都站在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今天武力收回中长路,明天是不是就会武力收回租界?

  而对小张来说,愿望很丰满,可是现实太骨干;他冲上去扇了对方俩耳光,没防着对方转身儿就给他回了一记窝心脚。

  苏军大兵压境,小张反倒犹豫了(他光有舆论准备,没有军事准备。);转而力谋妥协。蒋公坚决反对退让;南京政府接连在全国各地组织群众,蒋公更公开发表演讲,宣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守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

  中苏两国打了3个月口水战之后,10月12日凌晨,苏军出动25架飞机,10艘军舰,40辆机炮车,800名骑兵,3000名步兵,向同江守军发起进攻,史称同江战役。

  加仑不愧名将之称,出手就派海军将东北军的江防舰队消灭了;东北军江防舰队经顽强抵抗后近乎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重伤逃回富锦。

  水战失利,陆战前景也不妙;与加仑对阵的是东北军副司令的张作相。仅一天时间,东北军陆军团以下军官就阵亡了17人,士兵伤亡700余人。

  前线作战不利,战场指挥官频频向张作相告急,要求派兵增援。张作相却不敢放手一搏,因此迟迟未能调兵北上。苏军夺取同江城,东北军退守富锦;苏军随后很快后撤。

  此时,斯大林的策略是以打促谈;希望以军事压力换取谈判桌上的优势;尽快结束边境冲突。

  而南京方面早双方互相吐口水时,蒋公已经做了两手准备;他先拨了200万的军费,给小张以壮行色;安其军心;另外派陈诚到东北视察防务,并在冀东组建了对苏作战预备队,准备必要时北上增援。

  因此,南京政府外交部在与苏联谈判时,始终持强硬态度,表示要坚决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如苏方再在东北边境玩火,中央决不旁观,势必以牙还牙。

  等到苏军进攻得手暂时后撤时,南京方面判断苏军在短期内不会大规模进攻,态度依然强硬,毫不妥协。

  在东北前线,苏联见中方态度依然强硬,没有妥协,于是斯大林立即命令远东红军从东西两路再度发起大举进攻。

  11月17日,苏军分兵两路,再度大举进攻。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扎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

  东路深入百余里,并打下了密山县,进至佳木斯已被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由满洲里、扎兰诺尔经蹉岗攻陷了海拉尔。东北军韩光弟旅全军覆没,旅长及团长全部阵亡;梁忠甲旅突围不成,被迫降。西路守军被俘上万人,其他人员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战况不利,不由得小张不着急;开战前南京政府明确表态会支援东北军;但到这会儿,除了谈判桌上依然强硬外,中央没给东北军啥实质性的帮助;小张认为单凭东北军一己之力没有打赢的可能了;而且他认为他的盟兄忽悠了他;起先叫东北军打,后来又什么都不管;东北军现在伤亡惨重,还不让和。敢情损失的不是中央军。

  小张不管南京政府啥态度了;在第二次失利后,东北军派蔡运升为代表与苏联开始谈判。两周后,双方签订了《伯力协定》。

  按照《伯力协定》规定,东北(北满)完全恢复到中苏冲突之前的状态。中东铁路仍然为苏联控制,苏军撤兵。实际上,斯大林顺手牵羊,把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占为己有。

  消息传到南京,蒋公大为恼火;随即发表相关声明,对《伯力协定》不予承认,同时将东北参与谈判的代表全部炒了鱿鱼,撤职查办。

  东北军两度失败,损失惨重,小张不顾南京政府的反对,单独与苏联签订了城下之盟。这一事件虽属中国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还让国家颜面尽失;最不利的是严重的暴露出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南京政府、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事实上,当同江战役打响时,关内也出事儿了。当年共同北伐的蒋、冯、阎、桂打起来了。

  先是蒋公和桂系打,继而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蒋公打;昔日的战友打了个昏天黑地;蒋公无奈之下,只能集中兵力先把自家后院里的火扑灭再说;史称蒋桂战争;第一、二次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中间还夹杂着“剿共”。)。

  自打把奉军赶出山海关,蒋、冯、阎、桂眼见平津拿下,全国除东北外基本宣告统一;接下来就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了;所以除了蒋公以外,其他三派势力也就不那么热心继续出兵关外了。到手的拿稳先。

  此时,蒋的意图是,国家打了那么多年仗,好不容易趋于统一,那么就该将政权、军权、财权归于中央;而其他三派则盘算怎么能既保住自己的老本儿,还能多分利息。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人。自幼从军,混过前清的武卫军;也吃过北洋新军的军饷。这厮最出名的动作是趁老东家直系政府和张作霖的奉系军队激战山海关、九龙口时,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一举把老主子曹锟赶下台;然后架起大炮把以变成“死狗”的清逊帝溥仪撵出了故宫。

  后摇身一变,由旧军阀转而加入,摆出一副嘴脸;接受苏联援助(1926年7月,苏联给老冯的援助有步枪55857支,各种炮60门,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还有各种子弹炮弹数千万发。北伐开始后,苏联在10月间还向其提供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和3架飞机、10支火焰喷射器。),接纳苏联顾问;使其在一度崩溃后又迅速崛起。也正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和在苏军顾问的全力帮助下,冯玉祥随后从陕西进占河南,直接威胁奉系军阀所控制的河北和山东,并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战争目标的一支辅助力量。

  但,终其一生,四字评价足矣:颠来倒去(现在天朝对冯氏评价很高,但有一件事就能说明,其实对冯也是很鄙视的,还记得庐山会议期间,怎么评价彭德怀吗,说后者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老冯反对“善后”,是因为感觉自己吃亏了;他认为北伐战争,自己居功至伟,但论功行赏时,他得到的实惠最少。

  反对的方式是泡病号儿。查不出具体病因;但就是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你问胃口怎么样,还是吃嘛嘛儿香;蒋公原计划整一桌麻将,老冯不到,另外3个人只能改玩儿斗地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等到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后,鉴于当时军费过于宠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蒋公再次召开会议,提出要整军理财。

  那年头部队就是军阀的私产,一听要裁军;冯、阎、桂都很反感;但那两位有城府,没有明确说反对;冯玉祥再次跳出来,“病了”。

  按照裁军方案,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和桂军依次缩编为第1、2、3、4集团军;合计50个师。阎走冯病,裁军会议再次成为泡影。

  蒋公连续两次组织开会,都被冯玉祥带头破坏;对其恼怒之心,可想而知;但西北军人多势众;蒋公暂时也奈何不了他。

  二次北伐后,两湖地区成了桂系的势力范围;但蒋留个了伏笔,硬是在湖南省主席的位置上安插了个他的人—鲁涤平。

  李宗仁如鲠在喉,时时想着要把鲁主席撸掉;蒋公也想利用湖南这一点,撬开桂系的防线。

  裁军会议没开成,桂系也不是省油灯,开始大举将部队调往湖南,并将鲁涤平驱逐离湘;蒋公大怒;指责桂系威胁中央,1929年3月26日,亲率第1集团军出兵武汉。蒋桂战争爆发。

  曾经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桂系战斗力,蒋心里自然有数;硬打只能两败俱伤;在南京政府发出讨桂令的同时,蒋公派出唐生智携带巨款,不光把桂军的前敌总指挥搞定了;还把桂军前线的高级将领勾搭的纷纷倒戈。

  至4月21日,桂系主力全部瓦解。4月24日,白、黄败逃越南;接着,李宗仁通电下野,逃往香港;蒋桂战争结束。

  在蒋、桂双方打得跟热窑的时候;蒋和李都特别担心西北军的冯玉祥会横插一杠子;于己不利。

  为此,蒋出手就是硬通货,银元200万;外加行政院院长、湘鄂两省的省主席的头衔(这就是背靠中央的好处)。条件是要冯玉祥通电讨桂,出兵湖北。

  别看冯玉祥人长得五大三粗,可心思细腻;这厮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脚踩两只船,该出手时才出手;以前第二次直奉战争,他的老东家曹锟、吴佩孚就吃了暴亏。

  看蒋、桂都派人来争取自己,冯玉祥很能hold的住;他认为还不到自己出手的时候;他还在等蒋、桂方面继续叫价,关键时刻,他再落锤。

  可惜这次这厮失算了;正在等着坐收渔利的老冯这次出手晚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蒋桂战争结束了。

  但在蒋公看来这纯属扯蛋了;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嘬着牙花子看热闹,这会儿想起来了。无视。

  冯玉祥能在民国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不能说他全然一无是处;比如冯氏一手带出来的西北军,战斗力就颇为强悍;在蒋桂战争中,没捞到好处的老冯决定自己亲自上阵。

  1929年5月16日,他给第2集团军所属各部下了道命令:主力进入陕西集结(用他的话说,叫“收回拳头,打出去才更有力量。”,其实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冯干嘛要下这么道命令,其时,冯部很多部队在中原占据的态势还是很不错的;就这一道命令,全部放弃。而且西北军黑压压一大群都跑到了陕西,隔壁的阎锡山看着也会肝颤儿,说是打蒋公;谁知道你老冯咋想的,说不定搂草打兔子,这么多人指不定就是冲他去的。因此这一道命令相当于同时得罪了俩。)。

  看着老冯跟那儿折腾,蒋公不慌不忙;部队略作调整,便停止前进,原地驻防了。接着蒋公派出了两路人马揣着银子,一路奔太原;一路奔西北军各部。

  这两路人马说了什么,史书上语焉不详;但结果是冯氏的心腹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率先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

  紧接着,西北军众将争先恐后,哭着喊着投入了中央怀抱;其中就有后来西安事变的主角儿杨虎城;以及将西路军杀的片甲不留的青马、宁马几位。

  到了这一步,再说反蒋,恐怕连老冯自己也缺乏底气;第一次蒋冯战争就此结束;老冯通电下野。

  人是下野了,老冯的心可没下野;依旧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而且老冯怎么想怎么窝囊;蒋桂战争本想占点儿便宜,没想到反倒把自己的老本儿折腾出去了。

  环顾左右,当年的牌局(蒋、冯、阎、桂),只剩下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了;老冯知道靠自己一个人是掰不过他那个把兄弟的(北伐时,蒋、冯义结金兰。);桂系又出局了,他打算联合老西子一起“斗地主”。

  要说冯、阎之间也有矛盾,并且由来已久;1925年冯玉祥指挥国民军与直奉联军作战失利;在西撤途中,阎很不厚道的派兵在天镇、大同等处截击,差点儿让老冯匹马不得过关。

  二次北伐时,冯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战胜奉军,兵进河北,直取平津。冯部之所以被称为西北军,就是因为一直驻扎在老少边穷的西北地区;那地方到今天都是穷的要死,别说当年了。所以老冯早就盼望着能有机会离开西北苦寒之地了(老冯自己也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真是太不方便。”)。

  拿下京津后,冯就惦记上了这块儿地方了;可是蒋公却将山东的地盘许给了冯;但此时胶东半岛和济南都在日军控制下,说是一个省,其实只有一半儿的主权;而把河北、平、津交给了阎锡山。这让冯玉祥非常不满。

  到了1928年7月,裁军会议;冯玉祥原本搞了个方案,即:第1、2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3、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它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再编成8个师。冯希望能和蒋公平起平坐;但蒋对这个方案不置可否;阎锡山则另提出一个方案;第1、2、3、4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也设11个师(说是中央,其实还是蒋公控制。)。

  结果阎案通过,冯案被否;冯遭此打击,在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阎锡山把握机会到处跟人说冯的一生就是墙头草的一生、是反复无常的一生等等;让冯很受伤。

  冯玉祥有第一次装病经验,这次装起来驾轻就熟,大秀演技;有次冯正在和部属谈话,忽报孔祥熙来访,冯立即卧床蒙被,浑身哆嗦,不止。忽悠的蒋公两度带着老婆前来探病。

  按说,冯对阎从历史上就没啥好感;可这次为了斗倒该死的蒋地主,也顾不得许多了。

  老冯上门儿,让阎锡山如获至宝;这会儿阎锡山正担惊受怕,蒋桂战争和第一次蒋冯战争,蒋公不费吹灰之力便搞定了第2、4集团军;现在除了他的第1集团军,就只剩下阎老西的第3集团军了;怎么轮也该轮到他了。

  跟老冯前后脚儿,中国各派反蒋势力也都齐聚太原;其中不光有已经歇菜的桂系,还有内部的两帮人,一帮叫西山会议派,另一伙儿叫改组派。

  与此同时,蒋公也派出说客,力劝阎锡山不要收留冯玉祥;双方博弈,老阎左右逢源,数钱数到手软(双方都不是空手而来。)。

  当年威震中国的老西北军,最早的前身是冯玉祥任旅长的北洋部队第16混成旅;这是一个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军事集团;冯玉祥就像一个大家族里至高无上的族长;历来说一不二。

  老冯本人丘八出身,本就是个大老粗;因此用人选将上也喜欢用些头脑简单的主儿,查查西北军那些勇冠三军的将领们的出身,大多是老冯身边儿干糙活儿的卫兵、马夫;老冯对待这些人,一贯态度粗暴;轻则痛骂,重者鞭笞、罚跪;毫不留情,丝毫不顾忌对方是什么身份地位(后来被蒋公枪毙的韩复榘,官儿已经当到省长,不知啥事儿触怒了老冯,硬是被老冯赶到门口喝了两个小时的风。)。

  在老冯看来,这些人都是他的子侄辈;要打要骂随他。但天长日久,部下逆反心理日重。再者,老冯属手电筒的;老拿“忠恕孝悌”、“礼义廉耻”这套封建糟粕跟部下说事儿;而他自己就像墙头草一样颠来倒去;那些马夫、卫兵还是马夫、卫兵时可以傻了吧唧的吃这套;等到这些马夫、卫兵自己也建牙开府,瞧着老冯的所作所为就觉得不那么地道了;敢情你老冯要求我们讲忠孝,你自己却拿倒戈当饭吃。

  于是乎,在有机会的时候(比如第一次蒋冯大战),当年的马夫、卫兵也就有学有样儿,玩起了“倒戈”;此风一开,倒戈在西北军里就成了家常便饭;后来更成了习惯性思维,稍有不如意,立刻就“反他娘的”(某一些程度上说,全面抗战中后期,条件艰苦时,大批西北军投敌成了汉奸部队,根子在老冯身上。)。

  老冯在位,积威之下,下面“各房头”不敢乍翅儿;现在看老冯在太原有点儿“乐不思陕”了;底下就有人有了“活思想”。

  如果让西北军先跟南京联上手,阎锡山手里这张牌(冯玉祥)也就没啥成色了;阎赶忙来找老冯,鼓动后者赶紧出兵;并保证由山西方面为西北军提供后勤补给,约定晋绥军出动的日期。

  一番花言巧语,老冯当即向西北军发出指令,1929年10月10日,开战;第二次蒋冯战争打响。

  冯玉祥此时已被开除出党,那就做做阎老西的工作;蒋公一向出手豪爽,此次也不例外;一顶特制的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的大帽子扣在阎锡山脑袋上。

  精于计算的阎锡山就此再不提合作反蒋的事儿;不久之后,阎锡山通电全国,宣布服从中央,就任副总司令一职;同时在北平、太原召开“讨逆大会”(此时老冯人还在山西)。独木难支的西北军很快就撑不下去了,没多久就全部退守潼关以西。

  眼看还有一个月,糟心的1929年就要过去了;蒋公刚想长嘘一口气,踏踏实实过个新年;没料到就在此时,他自己刚刚任命的“代总司令”唐生智,造反了。

  1929年12月1日,唐生智、宋哲元、刘文辉、石友三等70余名各地将领通电以“息内争,以对俄”为由,起兵反蒋;唐还发出“告全国将士书”;言推崇蒋公的军事才能,“惟政治非其所长”。

  唐部即自郑州南下,准备入湖北夺取武汉。要说唐生智也是进过军校(保定军校),上过战场;按说应该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可是奇怪的是,自打发了通电报,吆喝了几嗓子之后,唐军并没有采取什么像样的攻势。

  此时,中央军主力基本都在追击西北军,后方空虚;放着大好时机,唐生智硬是没行动。他不动,蒋公可动了,中央军快速回援。

  到了12月26日,唐生智才指挥部队向南进攻;中央军回援到位,双方在遂平、确山一带大战五昼夜;相持不下。

  看战机已失,原先跟着吆喝的何键、刘文辉、夏斗寅等人均按兵不动,唐生智孤立无援。

  1930年新年,杨虎城派兵自南阳突袭了唐生智军司令部所在地驻马店,唐军被拦腰斩断;败局已定;1月9日,唐生智通电下野;1月13日,唐本人化妆逃到天津租界;后又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

  打跑了唐生智,蒋公和南京政府算是又过了一关。他们也许没想到,就在几个月后,一场真正的大战将拉开序幕。

  第二次蒋冯战争,由于阎锡山背信弃义;老冯不但被放了鸽子,战场上一败涂地;本人也被阎老西软禁了。

  从西北军的“一把手”变成老农民,反差实在太大。老冯着实不甘心,但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小小的建安村(老冯被软禁之处),人满为患,到处都是老阎派来监视他的探子。

  人都说,不能被一块儿石头绊倒两回;老冯自己掐指一算,他栽在老阎手里的次数已然是2的平方了;尽管对阎恨之入骨,眼下被软禁着,又不能和阎翻脸。

  人在低谷期容易往窄道儿想,此时老冯把一腔怨气全部算到蒋上;从北伐到裁军;从韩石倒戈到自己受困;都是姓蒋的坏;由此,老冯的想法定了:还得拉阎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就容易得多了。

  也算是触底反弹,憋屈日久,老冯忽然有一天来了灵感;自己出不去,可是别人进的来。

  1929年12月,静极思动的老冯通过西北军来探望他的人,密招鹿钟麟晋见;并对其面授机宜。

  鹿钟麟回到西安便以代总司令身份召开会议,传达冯核心的最新指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并秘密派出代表进京(南京)谒见何应钦。

  代表见了何应钦,一通儿云山雾罩:“蒋公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你懂的。——虽然逻辑关系有点儿乱;但何应钦懂了;当即对鹿表示了好感,希望鹿不要再上阎的当,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能够得到中央的接济。”

  这头儿和何应钦拉上关系,鹿钟麟第二步就是派闻承烈、李火斤去找原先的老伙计韩复榘、石友三;听说要打山西,这两位很是兴奋了下;当年的山西尽管没那么多有钱的煤老板,但也是富甲一方;而只要打仗,准少不了河南这穷地方,所谓逐鹿中原,也是因其为四战之地;谁过都要抢一道,弄得河南的油水也少的可怜;鹿一联系,韩、石便兴趣盎然;韩复榘发电给鹿,称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复电,“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指挥。”

  拿到电报,阎锡山冷汗下来了;如果线集团军联手攻晋,山西凶多吉少。此前,尽管唐生智反蒋,老阎没出兵;但背后的小动作也没少做;老阎也知道蒋公迟早会跟他算这笔帐。但让阎老西儿拿不准的是,这件事的背后是不是出自老冯的策划。

  、4集团军都已经瘪茄子了;只剩下1、3集团军。老阎自忖凭借晋绥军善守,依托山西有利地形单独对付1、2集团军其中一个;只要不攻出去,还是有的一搏(老阎主政山西,就怕别人惦记他的一亩三分地;修的铁路都跟别的省不一样;外省火车入晋都得换当地车皮。);因此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拿这事儿当个真事儿办。而且,原先各自散去的反蒋势力,又重新聚拢起来,扎堆儿往太原跑;一致拥戴老阎挑大梁反蒋;把老阎拱的心里也直痒痒。

  、2集团军联手比较保险;再说给他老蒋当副总司令总不如自己当总司令来的爽。于是,亲自,驱车;前往建安村访冯;表示坚决与冯合作,共同讨蒋。

  就连鹿钟麟的幕僚都觉得不可思议,老冯也不想想,跟阎合作反蒋,即便赢了;以老阎的小心眼儿,关键时刻肯定会使绊子(接下来的中原大战,老阎果然来了这么一手儿。);老蒋至不济也可退往江南凭险固守,时间一长,阎冯联盟肯定出问题;到那会儿,蒋再使出离间计,西北军就是腹背受敌;这还是胜仗局面。如果打败了,那可就连家都没了。还不如这会儿借中央之力,先除了老阎这块儿胳肢窝里的狐臭再说(“肘腋之患”)。

  出兵之前,军心不稳;可老冯不管那套;依旧信心满满。到处跟人说,这次举兵,是3

  个集团军打老蒋1个集团军;而且各方政治势力都愿与之合作(汪精卫、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等);在老冯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得道多助啊。老冯要赌把大的;所以决定把全部家当都押上(也是,老婆孩子都押给老阎了;还有什么不能押的。)。在给孙连仲的调兵令中,老冯豪气干云,“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

  方面军,主攻陇海、平汉两线;一部攻向徐州,一部攻向武汉;前者策应晋绥军攻击徐州;后者策应第1方面军攻击武汉。由阎锡山统帅的晋绥军组成第3

  方面军,主攻津浦、胶济两线方面军一部会攻徐州,得手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由石友三部组成第4方面军,主力主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

  以上几路是实打实的真刀真枪;老阎为了多拉人头,也打了许多白条儿。“由小张统帅东北军组成第

  6方面军;湖南何健所部组成第7方面军。”“反蒋联盟”声势浩大,军阀齐上阵,高声唤。可以暂时不理,但冯、阎、桂的军队不可能当他是透明。眼见黑云压城;说蒋公一点儿都不紧张那是蒙人;但见过大阵仗的蒋公还是从容应对。

  “反蒋联盟”分别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杀来;看似人多势众,但蒋还是很快判断出整个战局的重心所在;在“反蒋联盟”眼花缭乱的部署中,有两个要点是双方必争之地;一是陇海线和津浦线交接点徐州;二是平汉线和长江的交接点武汉。

  如果将整个中原大战的作战地图画出来,大体是一个正方形;上边的一条边是陇海线(徐州—郑州段);依次右边的一条边是津浦线(济南—徐州—南京段);下边的一条边是长江(武汉—南京段);左边的一条边是平汉线(郑州—武汉段)。这个正方形右上和左下的两个交叉点就是徐州和武汉。

  1军团总指挥,部署于津浦线山东段一带;阻津浦路晋绥军南下;掩护徐州北部。

  命何成浚为第3军团总指挥,由许昌向南沿平汉线布防;掩护武汉北部;另派杨虎城进占南阳;范石生进占襄樊;掩护何成浚军团左翼。

  预备队总指挥为陈调元,驻防济宁、曹州,向北策应韩复榘,向南策应刘峙,向西阻击石友三部。最后,命何应钦坐镇武汉迎击广西桂军。

  月4日,阎、冯于郑州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各部队按原计划开进;5月11日中原大战在豫东展开。看似运气不错,蒋公这边刚上场,对方就给了个乌龙球,“反蒋联盟”刘茂恩部叛阎、冯而投蒋;中央军趁机掩杀,使联军遭受一定损失;四条战线中陇海线,中央军首战告捷。要论战力,联军中以西北军为首;晋绥军次之;其他杂牌儿更次之。初战告捷,蒋公亲自到前线督战,希望一鼓作气,先将陇海线正面的晋绥军打垮;继而再集中主力收拾西北军。他命令刘峙的第

  晋绥军善守,果然名不虚传;老阎在此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老阎也线日会后,有人对冯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抢先占领南京。”;你要抢先,应该准备好跑鞋嘛;老阎不,他先修了一大堆工事。),2

  军团囊括了中央军的大半精锐,但硬是没拱动;蒋公看正面进攻未能奏效,便把陈诚的第11师抽出来,从陇海路南侧,通过晋绥军右翼,向其后方迂回。工事不会转身,这样一来,晋绥军侧后受到威胁;老阎心理素质受到挑战,赶紧向老冯求援。冯玉祥肚里好笑,让你“抢先”;但他也不能真的置老阎的危险于不顾;随即将部署在郑州的预备队孙良诚、吉鸿昌部投入战场,堵击陈诚。得到老冯增援,老阎还了阳;反蒋联军调整部署,全线发起反击。孙、吉二部皆为西北军精锐,而且这俩人向来以打仗不要命著称,在他们统率下,西北军攻势异常凶猛,陈诚的第11

  6月,中央军援军开到,陇海线战况暂时稳定。战前,冯玉祥把西北军所有的骑兵集中起来,交给麾下悍将郑大章;组织了一支游击军;行踪飘忽不定,专门游走于中央军后方,杀人放火,趁火打劫。

  5月31日,为配合正面战线的反击;郑大章指挥骑兵,一夜急驰八十里,奇袭归德中央军机场,烧毁飞机12架,连飞行员带地勤俘虏了50多人,随后,呼哨一声,扬长而去。可惜的是,郑大章眼睛只盯着机场了;没顺道去附近车站看看,否则他们能有更大的收获——当时蒋公正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身边没啥警卫力量。

  第3军团所属的部队,大多是蒋公收编的杂牌儿,这些年蒋连正眼也没瞧过他们;而且这些杂牌儿立场不定,今儿投靠这个,明天就有可能投靠那个;典型的见风倒。中原大战前,蒋公排兵布阵,也曾犹豫很久,只是兵力实在有限,只能启用这些他看不上的“烂部队”;但用归用,还是不放心,所以把他们远远的打发到平汉线;主战场胜,他们可顺风扯旗,北上切断西北军的归路;即使败,他们离得远也不会造成太大威胁(蒋公参谋部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冯逆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再看何成浚的第3军团,咋看咋寒碜;但就是这样,老何依旧指挥这些杂牌把如狼似虎的西北军顶在许昌以南。

  要说何雪公是韩信一级的军事天才?其实不是;此公尽管军校出身,但干的都是外交的活儿;“济南惨案”后对日交涉有他,东北易帜期间,穿梭于南京、奉天的有他。虽官拜上将,其实在此之前一天兵都没带过。这次蒋公派他带一帮杂牌去跟西北军打,不是因为他能打;而是因为他会花钱。

  战前分派任务时,原西北军出身的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担心自己的部队碰见老东家反水;因此请求蒋公批准,调他到津浦线去打晋绥军;蒋批准后,韩部便在3月下旬开拔去了山东(要说韩复榘担心也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在东去路上,韩复榘的骑兵师张德顺部就乘机跑回了西北军。)。

  韩复榘匆匆忙忙带着部队走了,结果导致豫北门户大开,西北军兵不血刃,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东攻陇海,南下平汉。

  等何成浚到了前线发现局面比自己原来想像的还要糟糕;西北军再往前拱一拱就能拱到他家炕头儿上。

  立场就甭想了,战斗都打响了,这些杂牌儿在双方还都派着代表呢;一边儿火烧腚似的问老蒋催军饷,一边儿给阎、冯写信表忠心。

  何雪公自有办法,到了平汉线先开会,不是部署怎么迎敌;而是先问众将有啥需求。

  不光如此,他还从汉口调来火车若干;车里装的不是武器弹药;而是美酒佳肴,云烟云土;外带汉口的“三千佳丽”。

  何大司令要在前线开办军官俱乐部,不仅自己这边儿的军官可以进去“乐呵乐呵”;尤其欢迎对方的军官过来享受一番,吃喝嫖赌一条龙,末了还可以揣走一摞儿袁大头。

  岳爷爷只说,武官要不怕死;但岳爷爷没说,武官不能好色,不能收钱。于是乎,在中原大战的东线战场已经杀的天昏地暗之际;西线战场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

  碰见好领导不容易啊!杂牌儿也是人,将心比心;领导带给咱幸福生活,咱也得卖把力气,西北军虽然彪悍,但杂牌儿拼起命来也不白给,双方战线就僵持在那里。

  这就必须得说气魄问题了。民国的军政首脑,要说花钱大方还能容人,还得是蒋公;山西人爱攒钱,阎老西儿平时就抠抠梭梭,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半儿花;冯玉祥倒是不吝啬,可是他自己穷的都快当裤子了,全得靠百川兄弟接济,哪儿来余钱供别人消费。

  南京方面最初是派中央执委吴铁城前去拉拢小张;吴铁城到奉天后,多次跟小张接触,但结果也只是稳住了小张,并没有使张改变立场和态度。蒋又加派张群来说服他的这位盟弟;但结果不佳,小张还是摆出一副敷衍的态度,作模棱两可之状。

  时间紧迫,蒋在前线一日三电的催;张、吴两人也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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